音樂人物 
伯恩斯坦代表 20世紀的大音樂家
作者／雲翁
伯恩斯坦是代表 20世紀的指揮家、作曲家與音樂教育家。前年（公元2000年）年初，當全世界的電腦界安然渡過已翻騰好幾年的Y2K問題而鬆了一口氣時，伯恩斯坦則剛迎接逝世10週年。然而他偉大個性的光輝，仍舊迷住我們，他的作品仍舊受大眾歡迎，他指揮的CD銷路依舊很好，他在電視上留下的「青少年音樂會」還讓人懷念不已，他創設的音樂節也還繼續舉行。
米托普羅斯為其崇拜偶像
雷納德•伯恩斯坦誕生於 1918年8月25日出生在麻薩諸塞州勞倫斯，父親是撒密爾•伯恩斯坦。是從烏克蘭來的猶太裔移民，16歲時來到美國，在波士頓地區的美容器具銷售公司工作一段時日後，獨立創設「撒密爾•伯恩斯坦美髮公司」（販賣美容器具、電髮器具、假髮等）。他是嚴格的猶太教徒。始終反對兒子當音樂家，因為他認為音樂家只不過是在結婚典禮或宴會席上演奏音樂，賺點小錢的人。即使兒子成為大音樂家之後，還是不同意兒子的做法。雷納德對父親的複雜感情，顯露在「安息之地」等作品中。
雷納德在 10歲時就開始學鋼琴。1937年1月，伯恩斯坦遇到一生當中最重要的關鍵人物，迪米特里•米托普羅斯。大指揮家米托普羅斯是希臘人，曾擔任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音樂總監。1937年1月，當他第一次客席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時，在哈佛大學的歡迎會上遇到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本人則形容這次相遇是「命運所安排」。
伯恩斯坦從米托普羅斯身上了解指揮家是怎麼樣的人物，以及指揮家看起來多「酷」，而勸伯恩斯坦當指揮家的也是米托普羅斯。伯恩斯坦當指揮家的最初 15年都不用指揮棒，也是受米托普羅斯的影響使然（米托普羅斯指揮時都不用指揮棒）。米托普羅斯在史卡拉歌劇院指導練習時猝死，而伯恩斯坦卻說：「希望像米托普羅斯那樣逝世」。總之，米托普羅斯是伯恩斯坦所仰慕的偶像。
師承柯普蘭
這一年 11月，伯恩斯坦還遇到以後終生交往的另一位人物，阿隆•柯普蘭。伯恩斯坦曾說：「在哈佛大學學了對位法、和聲、復格、管弦樂法等，但不曾師從什麼人學習作曲」。不過他舉柯普蘭為最可以算是作曲老師的人。他兩人於1937年11月，在柯普蘭的生日宴會上相遇。伯恩斯坦在宴會上演奏柯普蘭的「鋼琴變奏曲」，柯普蘭注意到他。（當時柯普蘭已經是著名的作曲家）。於是兩人開始交往。伯恩斯坦在學時期，以及畢業之後，一有作品就最先送給柯普蘭，請柯普蘭批評指教。也終其一生，盡力指揮演奏柯普蘭的作品。
1939年，米托普羅斯推薦伯恩斯坦進費城的柯蒂斯音樂學院，並在賴納的班級學習。佛立茲•賴納是匈牙利籍的大指揮家，常以嚴謹態度演奏音樂，曾任職匹茲堡交響樂團與芝加哥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伯恩斯坦說：「賴納以嚴格的訓練與正確的知識，把指揮的基礎教給我們」。當伯恩斯坦以馬馬虎虎的態度進教室時，賴納就罵起來說：「為什麼不背譜就來？這樣是沒有資格上指揮台的」。不過，當伯恩斯坦成名後，還製造機會讓他到匹茲堡交響樂團指揮交響曲第一號「耶米利」做世界首演。
在賴納的班級學習時，伯恩斯坦認識魯卡斯•佛司，他是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佛司在賴納的班級是伯恩斯坦的同學。不過伯恩斯坦比他早進柯蒂斯音樂學院，因此佛司應該算是他的學弟。伯恩斯坦指揮演奏佛司的作品，而伯恩斯坦錄製交響曲第 2號「焦慮的年代」時，佛司擔任鋼琴獨奏部分。
次年，伯恩斯坦在壇格塢認識塞爾蓋•庫瑟維茲基。這又是一位畢生交往的親友。庫瑟維茲基是俄籍的大指揮家，擔任波士頓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很久。庫瑟維茲基的指揮與賴納唯物主義的指揮成對比，是重視感情而富有詩意的指揮。伯恩斯坦與庫瑟維茲基後來親密得有如父子。 1942年夏季，伯恩斯坦在壇格塢擔任庫瑟維茲基的助理。庫瑟維茲基曾建議伯恩斯坦「要使用指揮棒」「別太熱衷於百老匯與爵士樂」「要用容易叫的藝名」等等，真像父親教導孩子，但伯恩斯坦都沒有遵守這些建議。庫瑟維茲基在晚年還說要把波士頓交響樂團的職位讓給他。
他是活潑的猶太人
伯恩斯坦幼年時住在波士頓近郊，１３歲時第一次聽到管弦樂現場演奏，伯恩斯坦認為波士頓交響樂團是他家鄉的交響樂團，因此對團員都抱著至親的感情。不過，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事務所則覺得這年輕的伯恩斯坦很任性而厚臉皮，並不怎麼喜歡他。伯恩斯坦擔任庫瑟維茲基的助理時，庫瑟維茲基常從後門引進伯恩斯坦，教他到前面隨便找個空位坐下來聽，但波士頓交響樂團的經理卻指示場內人員說：「這傢伙沒有入場券，把他趕出去」。波士頓雖然是他的家鄉，但在他事業的初期，沒能在這裡獲得協助成功。在甘迺迪時代以前的波士頓，還把階層分得很清楚，因此猶太人與猶太人聚在一起，天主教徒與天主教徒、基督徒與基督徒聚在一起。大家不會混成一體。當時波士頓交響樂團的理事會，只有一位猶太人，天主教徒也只有一位，因此像伯恩斯坦這種較活潑的猶裔美國人，在波士頓住起來並不很舒服。
伯恩斯坦是猶太人，這是週知的事實。他的祖父是猶太教的指導者，而父親是猶太教教義的研究者。由此可知，伯恩斯坦的家庭成員都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不過，伯恩斯坦並不贊同他的父親乃至家庭，因此不是很認真的猶太教徒，但是終生也沒有離開猶太教。有關神的事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那就是神與個人的關係。這種思想就表現在交響曲第 1號「耶列米」與第3號「猶太禱文」中。
1941年到42年之間，伯恩斯坦譜寫「為豎笛與鋼琴的奏鳴曲」作品1，並於1942年4月21日在波士頓首演，他自己擔任鋼琴部分。這首作品被批評為具有辛德密特風格，不過在短短10分鐘的音樂中，已經顯示出伯恩斯坦的作風（在此以前，有鋼琴三重奏、鋼琴奏鳴曲、小提琴奏鳴曲等作品）。為豎笛寫的作品還有「前奏曲、復格與連復段」（49年）。這是為烏迪•哈曼樂團所寫的由獨奏豎笛與爵士樂團演奏的音樂。現在管理伯恩斯坦音樂遺產的「安巴森」的新聞簡信，就以此曲曲名為其名稱。
代理指揮家一夕成名
1943年8月25日，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音樂總監羅金斯基任命伯恩斯坦為該團的副指揮。所謂副指揮其實是音樂總監的助理，一般都不會有機會在音樂會上台指揮樂團。然而伯恩斯坦的運氣很不錯，當年11月14日，預定在卡耐基音樂廳指揮紐約愛樂管弦樂團舉行演奏會的布魯諾•華爾特，因得流行性感冒而不克上台，伯恩斯坦臨危受命，不經練習就代替華爾特上台指揮。當天節目單以理查•史特勞斯的「唐璜」為主要曲目。演奏得到大成功，他指揮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首次登台甚為華麗耀眼。次日的紐約時報在第一版報導這位年輕美國指揮家（當時甚為罕見）的首次登台，伯恩斯坦在一夜之間成為名人。
歌曲「我討厭音樂－－選自為女高音與鋼琴的五首兒歌」也許是伯恩斯坦的作品中，最知名的一曲。這是 1943年譜寫的歌曲，獻給珍妮•都嫘爾。伯恩斯坦寫了好幾首這種歌曲。演唱此曲要自然，是一首既容易又困難的歌曲。這一年創作交響曲第1號「耶利米」。
1944年，伯恩斯坦與代表20世紀的舞蹈家兼舞蹈設計師之一，傑羅姆•駱賓士合作上演芭蕾「自由的想像」，此後在音樂劇「錦城春色」（44年）、芭蕾「摹本」（46年）、芭蕾「惡靈」（74年）等作品繼續跟他合作。最大的成功作品當然是「西域故事」（57年），「西域故事」在演練時，嚴格主義的駱賓士毫不客氣的管理排練事項，伯恩斯坦則專心訓練歌唱。伯恩斯坦與駱賓士以非常強力的信賴關係結合在一起。
３首交響曲均膾炙人口
伯恩斯坦在 1946年譜寫的芭蕾「摹本」描寫兩個男人與一個女子的沒有結果的關係，這也可以說是單一樂章的管弦樂曲，其管弦樂法非常出色。
伯恩斯坦擅長演奏拉威爾的 G大調鋼琴協奏曲（他擔任鋼琴部分），這首音樂，最能發揮他的個性，錄製唱片也很多。最早的是46年在倫敦與愛樂管弦樂團錄製的一張，其他還有58年與哥倫比亞交響樂團的錄音，71年與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的現場錄音，更有75年與法國國立管弦樂團舉行音樂會時的錄影。
1946年2月，伯恩斯坦經克勞狄俄•阿勞的介紹認識妃麗希雅。妃麗希雅是在哥斯大黎加誕生的智利人，在21歲時得到美國公民權，是一位出色的舞台女演員。經一段曲折迂迴之後，兩人於51年9月結婚，妃麗希雅成為妃麗希雅•蒙德阿列格麗•伯恩斯坦。他們生育兩女一男。妃麗希雅在婚後繼續舞台生涯，伯恩斯坦錄製交響曲第3號「猶太禱文」時，妃麗希雅擔任朗讀部分。78年6月16日，因癌症去世。當時夫妻感情已趨於冷淡，兩人分居。據說，伯恩斯坦畢生對夫妻關係變成這樣而感到內疚。
1946年夏天，伯恩斯坦在壇格塢指揮學生歌手與管弦樂團上演布瑞頓的「彼得•格萊姆茲」。這次是美國首演。這是他青年時期最大事件之一，因此對伯恩斯坦而言，布瑞頓的歌劇「彼得•格萊姆茲」是很特別的作品。此後，他不曾再演奏這部歌劇的全曲。（曾有計畫錄製全曲，後來因他去世而不能實現）。不過，這部歌劇裡的「四個海洋的間奏曲」則經常演奏。他一生的最後3次音樂會（在東京指揮倫敦交響樂團2次，在壇格塢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1次），都演奏「四個海洋的間奏曲」，這大概不是偶然的吧。
伯恩斯坦完成的交響曲共有 3首，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第2號「焦慮的年代」。這是從英國詩人W.H.奧登的詩作「焦慮的年代」得到靈感的作品。曲中有鋼琴獨奏部分，演奏時鋼琴要擺在前面，因此也可視為一種鋼琴協奏曲。只是奧登的詩的內容所提出的哲學問題是：「在無神的年代裡，精神無所依賴，則如何生存」。有這種內容的音樂給聽眾的印象，完全無法適合娛樂性較高的協奏曲。伯恩斯坦在這作品中，譜寫管弦樂的功力似乎成長了許多。
35歲首次在歌劇院指揮歌劇
伯恩斯坦曾經說過：「在本世紀初，第一次寫真正的『美國音樂』的作曲家，就是艾維茲」。艾維茲在 1902年左右譜寫交響曲第2號，但差不多半世紀之間，沒有人演奏這首音樂。直到1951年2月才由伯恩斯坦指揮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首演。艾維茲的交響曲第2號是混合傳統的西洋音樂、美國民謠與前衛藝術等因素的美麗的交響曲。伯恩斯坦在1958年10月就任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音樂總監演奏會上，也演奏此曲，另外在「青少年音樂會」也介紹此曲。此外，還有兩次指揮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錄音（58年與87年），可見他很喜歡此曲。
1953年12月10日，伯恩斯坦第一次在史卡拉歌劇院登台，劇目是凱魯碧尼的「梅蒂亞」（瑪利亞•卡拉絲主唱）。據說，這次公演是卡拉絲在收音機裡聽到伯恩斯坦的演奏，覺得他很好，就指定他擔任指揮。伯恩斯坦第一次經驗到在歌劇院指揮歌劇，而史卡拉歌劇院也第一次讓美國指揮家站在指揮台上。公演很成功，因此55年史卡拉歌劇院也聘請他指揮「夢遊病之女人」與「波希米亞人」。
伯恩斯坦的重要演奏曲目中，有一首是舒曼的交響曲第 2號。伯恩斯坦的指揮生涯中，自始至終喜歡演奏這首作品。第一次是於53年與紐約錄音室交響樂團錄音（未製CD），之後，於60年與紐約愛樂管弦樂團、於85年與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錄音。其最傑出的地方是第三樂章「有表情的慢板」，會令人覺得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深沉的音樂。這一首交響曲，除了錄音外，還有1990年在太平洋音樂節的排練與正式演奏的拼命的錄影。逝世前3個月，伯恩斯坦在札幌的演奏，好像是對年輕的音樂家們述說他的遺囑，不過，演奏本身卻充滿活力。
1953年夏天，伯恩斯坦還遇到幾年後會成為他的經紀人的哈利•克勞特。53年夏天，克勞特在壇格塢音樂節擔任導遊。「打工的報酬是週薪25美元，另加宿舍與三餐」，他說「除了導遊之外，我還負責處理音樂節的各種雜務，有一次，剛好有人打電報給雷尼，我就把電報拿給他。這就是我跟他第一次碰面」。
曾為電影寫配樂
1955年卡拉揚入主柏林愛樂管弦樂團，56年更就任薩爾堡音樂節的藝術總監，同時率領柏林愛樂管弦樂團完成美國旅行演奏。許多傳記、週遭的傳說，都把伯恩斯坦與卡拉揚描述成敵對的競爭者，但克勞特否定這種說法。他說：「媒體與評論家把兩位大師寫成敵對的競爭者，而且寫得有聲有色，因為這樣才能使文章顯得有趣。其實，他們兩位互相很瞭解對方。由我看來，他們兩位的關係，與其說是敵對的競爭者，還不如說是好朋友。卡拉揚常常建議伯恩斯坦如何在歐洲建立事業。兩位都是繁忙指揮家，因此不會表現親密的場面給別人看，但是兩人在化妝室碰頭時，會交談得很親密。我想，許多傳說多半都是造謠的」。
1954年伯恩斯坦為電影「岸上風雲」寫配樂，這是伯恩斯坦為電影配樂的唯一作品。看過電影的讀者一定知道，他的音樂把電影的氣氛完全襯托出來。目前還沒有電影配樂CD，因此要聽這作品，只有聽55年錄製由他自己演奏的交響組曲版。
這一年，他還譜寫一曲「為小提琴、弦樂合奏、豎琴與打擊樂器的小夜曲」。這是以普拉頓的「饗宴」為主題的作品，其作風略具新古典主義，有點現代的巴爾托克之感。此曲乃受庫瑟維茲基財團的委託所作。全曲共有五個樂章，每個樂章各冠以「饗宴」中的人物的名稱。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小提琴協奏曲，音樂的進行把靜與動交替顯現。沉重的終樂章，呈現時代的氣氛。
伯恩斯坦很早就對廣播媒體發生興趣。 54年秋季，CBS邀請他主持音樂節目「樂集」。他很快就答應下來。第一次廣播（現場）是54年11月14日，他在這次廣播裡解說貝多芬的交響曲第5號的第1樂章。這個節目博得廣大聽眾的好評，於是電視明星伯恩斯坦誕生了。之後，這個節目上演爵士樂、歌劇、音樂劇、現代音樂、指揮家等各式各樣的題材，每年播出數集，直到58年。當然，這節目後來就發展為與紐約愛樂管弦樂團共同製作的「青少年音樂會」。
西城故事音樂劇改拍成電影
1956年，他寫了一齣輕歌劇「憨第德」。上演成績並不理想，但其序曲有獨特的快速節奏感，因此也常常做為單獨的管弦樂曲演奏。也許伯恩斯坦的作品中，單獨拿出來演奏的機會最多的，是這一首「憨第德」序曲。
次年，伯恩斯坦發表只有他才能寫出來的音樂劇傑作「西域故事」。其音樂非常濃密，以致使音樂劇的音樂水準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這作品把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都市的姿態，整個封存在裡面。本劇的首演是 57年9月26日，先經過在華盛頓與費城的預演，而後在百老匯的冬季花園劇院公演（拍成電影的是61年）。此劇雖以「羅蜜歐與茱麗葉」為底，卻描述當時紐約的不良少年幫派的衝突，因此誰都沒有料想這種音樂劇會受大眾的歡迎。公演結果是空前大成功。劇中的交響舞曲也頻頻單獨拿出來演奏。有伯恩斯坦自己指揮錄音的唱片。就在這個時候，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邀請他擔任音樂總監之職，伯恩斯坦應邀於58年秋季赴任，於是譜寫音樂劇的工作暫時停下來。
1959年9月，伯恩斯坦率領紐約愛樂管弦樂團到蘇聯旅行演奏。在莫斯科，他演奏蕭士塔可維奇的交響曲第5號。他所採用的，是從來沒有人演奏過的快速節奏。當時蕭士塔可維奇也在場聽這次演奏，演奏會結束後，蕭士塔可維奇緊握伯恩斯坦的手，伯恩斯坦的演奏得到蕭士塔可維奇的首肯。伯恩斯坦在59年與79年，指揮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錄製這曲的唱片（後者是在東京演奏會的現場錄音）。本來預定在90/91年再指揮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錄製這曲，後因他的逝世而未果。
這一年，他指揮哥倫比亞交響樂團錄製蓋希文的「藍色狂想曲」唱片。蓋希文與伯恩斯坦只差 20歲。1937年蓋希文去世時，伯恩斯坦剛讀完大學2年級。伯恩斯坦從小喜歡蓋希文，當蓋希文去世時，在午餐會上用鋼琴彈奏他的作品以表示哀悼。「藍色狂想曲」是他最拿手的作品之一，率紐約愛樂管弦樂團在歐洲旅行演奏時，他也演奏此曲。除了這一年外，在82年也與洛杉磯愛樂管弦樂團錄製此曲的唱片，兩者都採用有省略的樂譜，演奏成績則以舊錄音為佳。
1962年4月5、6、8日，在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定期演奏會上，伯恩斯坦與鋼琴家固爾德同台演奏布拉姆斯的鋼琴協奏曲第1號。伯恩斯坦在開始演奏之前特別聲明「我與固爾德先生對此曲的節奏感有不同意見，但今天要依固爾德先生較慢的節奏演奏」。在場的一位「紐約時報」的樂評人，第二天批評說，指揮家與獨奏者還沒有獲得共識就上台，更糟的是指揮家還在演奏前加以解釋。其實，伯恩斯坦想讓聽眾知道，即使指揮家與獨奏者的意見不一致，由於音樂的答案並不只一個，因此一樣可以演奏。音樂就是這麼美妙的東西。事實上，聽取留下來的錄音，也知道這場演奏很受大眾之歡迎，拍手歡呼之聲久久不絕。
1963年交響曲第3號「猶太禱文」誕生，這一年正是甘迺迪遭到暗殺之年。伯恩斯坦在研究某一作品時，總是斟酌作曲家的心情「重新作曲」。他也曾說：「看馬勒交響曲的樂譜，會覺得是自己所寫的作品」。最能表現他這種「重新作曲」作風的演奏，就是馬勒的交響曲。他在1963年與1987年，兩次錄製馬勒的交響曲第5號，第1次指揮紐約愛樂管弦樂團，另一次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兩張CD都是代表他的傑作，尤其後者的第5樂章最後部分，支持銅管合奏的急速弦樂，其整體感真能另人嘆為觀止。
壇格塢音樂節演奏成功
伯恩斯坦的演奏曲目中，馬勒的幾首交響曲是很重要的一群，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交響曲第 9號。他為此曲留下最高的名演奏。最有名的是1979年指揮柏林愛樂管弦樂團的畢生僅此一次的演奏。當然，65年指揮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錄音與85年的錄音也都很傑出。他也曾於70年（紐約愛樂管弦樂團）與85年（以色列愛樂管弦樂團）到日本演奏，讓日本的愛樂者一飽耳福。85年在日本東京的演奏，伯恩斯坦本人就曾向以色列愛樂管弦樂團的團員說：「這次演奏是馬勒第9的最高演奏之一」。
哈利•克勞特－－ 1971年以後擔任伯恩斯坦經理人－－在1963年開始營運壇格塢音樂節，他想請伯恩斯坦回到壇格塢。伯恩斯坦自從1958年擔任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音樂總監後，因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工作太忙，所以都不到壇格塢演奏。由於64年是壇格塢音樂節25週年，為了慶祝週年紀念，哈利•克勞特在63年秋天邀請伯恩斯坦到壇格塢演奏。紐約愛樂管弦樂團好像不大喜歡讓他來，但伯恩斯坦倒欣然答應到壇格塢。不過他提出一個條件，那就是讓他演奏「卡門」的第4幕。
公演大成功，音樂會結束後，大家到當地的酒吧喝酒慶祝。伯恩斯坦坐在鋼琴前面，年輕的歌手們都圍在他周圍。大家以伯恩斯坦的鋼琴為伴奏，唱「卡門」全曲直到早上。
之後，伯恩斯坦一直出席壇格塢，克勞特與他成為好朋友。伯恩斯坦於 1969年辭去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音樂總監之職，71年以後，克勞特成為伯恩斯坦的經理人。
1966年2月26日，伯恩斯坦為了要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而到維也納。這是他第一次登上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指揮台，劇目是威爾第的「法斯塔夫」。64年3月，他曾在首都歌劇院指揮此劇。在維也納第一次排練時，伯恩斯坦先講了十分鐘的話，樂團團員顯得有點不耐煩。伯恩斯坦察覺之後，馬上揮下指揮棒。瞬時，他跟團員間有什麼東西互通。僅僅3個小節，伯恩斯坦與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之間，產生終生的信賴與熱愛關係。3月14日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第一次登台，得到壓倒性的成功。
1969年4月30日父親撒密爾逝世，享年77歲。9天以後，伯恩斯坦在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音樂會上演奏獻給父親的交響曲第1號「耶米利」與舒曼的交響曲第2號。在5月17日的音樂會上演奏馬勒的交響曲第3號之後，他告別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這一次音樂會，是他在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音樂總監任內的最後一次音樂會。這一年伯恩斯坦50歲，永遠脫離了父親與管弦樂團音樂總監之工作。
被尊為桂冠指揮家
伯恩斯坦辭去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音樂總監之職後，還稱呼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為「我的管弦樂團」。紐約愛樂管弦樂團在伯恩斯坦辭職時，送他桂冠指揮家之榮譽。這是終生職位，因此他依舊指揮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音樂會。後來紐約愛樂管弦樂團要他再度擔任音樂總監之職。不只是紐約愛樂管弦樂團，波士頓交響樂團、洛杉磯愛樂管弦樂團、芝加哥交響樂團等許多管弦樂團都要他擔任音樂總監，但是他很重視音樂總監之職，因此不再接受這個職位。他認為音樂總監之任務就是要在一個音樂季裡負全責，那不管自己有沒有擔任指導。而且這個責任不只在舞台上，在台下也是一樣。他常說，音樂總監是「大家長」。不像現在，當時的指揮與管弦樂團的關係非常親密，因此伯恩斯坦在練習之後，也常常替團員解決問題，有一次，他還代付一個團員的手術費用。
伯恩斯坦的演奏曲目中，歌頌「人類愛」的貝多芬交響曲第 9號是最重要也最拿手的一首。因此每遇重要的時機，他就演奏這首作品。例如1970年是貝多芬誕生200週年，他在紀念音樂會上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演奏此曲。最有名的是1985年12月，為了慶祝「柏林圍牆倒塌」，他也演奏此曲。當年春天，為了慶祝捷克獲得自由，在「布拉格之春」音樂節也演奏此曲。
伯恩斯坦在 1969年辭退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音樂總監之職後，與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的關係變得很密切。到了80年代，他還把所屬唱片公司，從CBS移到DGG。他從紐約東進到歐洲，把活動重點放在歐洲。不過，據自從71年擔任他經理人的克勞特所說，他還是把根據地放在美國。他的家人依舊住在美國，而指揮活動包括以色列在內，歐洲與美國差不多一半一半。
1971年，伯恩斯坦為華盛頓甘迺迪中心之落成，譜寫一首彌撒曲。這一首作品，可能是伯恩斯坦的作品中最被質疑的一首。此曲反映當時反對越戰、世界性的學生反抗、嬉痞的反傳統等的時代背景，在對上主的懷疑當中執行彌撒。音樂是搖滾、藍調、爵士與古典的混合物，真是象徵混亂時代的音樂。不過，伯恩斯坦也許在這種多樣性當中，才更會顯出他的本領。
75年，伯恩斯坦與DGG訂契約，81年更訂定專屬契約。當然，其他唱片公司也很想跟他訂約，但一方面DGG對伯恩斯坦很有興趣，另一方面伯恩斯坦也給DGG過去的成績很高的評價，同時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在當時也與DGG訂約，因此伯恩斯坦就與DGG訂約了。
DGG告訴伯恩斯坦喜歡錄製什麼就錄製什麼，兩造的關係相當不錯。DGG希望在5年之內錄100曲，但伯恩斯坦覺得這樣負擔太重，於是最後訂下來的契約是5年之內錄60曲。訂下契約後伯恩斯坦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錄製貝多芬交響曲全集，同時指揮以色列愛樂管弦樂團錄製他的交響曲全集。伯恩斯坦建議DGG錄製「西域故事」，但DGG覺得不妥，DGG可能認為在他那黃色標籤下放「西域故事」也不會有銷路。其實，「西域故事」的CD，在全世界賣了幾十萬張。（不過在古典音樂唱片的高消費國日本，卻只賣一萬張）。
1979年10月4、5日，伯恩斯坦第一次指揮卡拉揚的柏林愛樂管弦樂團演奏馬勒的交響曲第9號。據說練習時遇到許多困難，但正式演奏則成為空前絕後的名演。伯恩斯坦指揮柏林愛樂管弦樂團，一生當中只這麼一次，因此這在世界樂壇上，成為驚天動地的新聞。這場音樂會，有現場錄音的CD唱片。
伯恩斯坦在 1952年發表約40分鐘長的小音樂劇「大溪地風雲」，這是有點像輕歌劇的作品。劇中從嘲諷與批判社會的觀點，描述已過倦怠期的一對夫妻。到83年（84年修訂），伯恩斯坦再追加後來的情節，寫成規模相當大的作品，這就是「安息之地」。「大溪地風雲」就放在「安息之地」中。也有人說，這對夫妻是以伯恩斯坦的雙親為模特兒。從這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猜想伯恩斯坦對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與精神寄託，有怎麼樣的想法。83年6月17日，伯恩斯坦斷然說是「在歌劇院上演的歌劇，而不是音樂劇」的「安息之地」，在休士頓大歌劇院首演。這是伯恩斯坦做為作曲家傾其一生功力譜寫的大作品。然而首演的成績並不怎麼樣。因此84年6月在史卡拉歌劇院再演時，藉約翰•毛切里之手修改。同年7月在華盛頓、86年4月在維也納公演，雖然得到一些好評，但沒有伯恩斯坦所期望的成功。結果「安息之地」未能成為歌劇院經常上演的劇目。伯恩斯坦非常失望，並受創傷。之後3年之間，他沒有再發表作品，以後也沒有完成大作品。
伯恩斯坦一向都祈求世界和平，也積極參加政治的示威活動。尤其 85年與EC青年管弦樂團舉辦訴求廢核的「走向和平之旅」（遍訪雅典、廣島、布達佩斯、維也納），與89年慶祝「柏林圍牆倒塌」的「第9」音樂會，是很能代表伯恩斯坦個性的事件。他從年輕時期就支持民主黨，但在他晚年，美國總統卻是雷根、布希等共和黨員。此間，他一次都沒有踏入白宮過。他無法相信雷根能當上總統，因為在好萊塢的時候，他就認識雷根。
一生追求自由和平
他在晚年，與其說是對共和黨政權失望，不如說是對政治感到絕望。不過他自己倒不想當政治家。他只想當一個市民，並指正政治家的錯誤。例如廢核問題。伯恩斯坦是完全的廢核論者，他覺得核均衡論是一個奇怪的論調。有一次，他母校哈佛大學的玻克校長寫一本書叫「與核子武器共存」，並從哈佛大學出版社出書。其內容說，核子武器是必要的，只好一方面維持核子武器的均衡，一方面與核子武器共存。伯恩斯坦看到這本書後極為憤怒，打電話告訴校長說：「那是不可能的。核子武器一定要廢棄，只要有核子武器，人類就暴露在危險之中。你要這麼寫，那以後我就不再樂捐給哈佛大學了」。
83年6月，他65歲生日時，曾送藍色薄紗給全世界的音樂家朋友，要他們縫製臂章訴求廢核。在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外，特拉維夫的曼音樂廳（以色列愛樂管弦樂團的根據地）外，維也納樂友協會音樂廳外，一時音樂家們都聚集在一起舉行示威運動。而在美國之外，在布達佩斯、華沙、莫斯科等東歐各國的街頭巷尾，都有音樂家帶著臂章集在一起。
在年輕時，伯恩斯坦常把沉重的音樂（如布拉姆斯的交響曲）演奏得輕快又充滿活力。這種新鮮的演奏，頗能抓住聽眾的心。但到晚年，他的演奏速度大致變得較慢，表現也變得較濃郁。本來速度就是緩慢的音樂，更顯得速度很慢。這可以說是「後期伯恩斯坦樣式」。
把這種傾向表現得最顯著的是 1986年錄音的柴科夫斯基交響曲第6號「悲愴」。64年時的錄音只有46分半的演奏時間，在86年的錄音則已延長到58分半。兩端樂章演奏得特別緩慢，如第4樂章的演奏時間竟從11分半延長到17分鐘。伯恩斯坦演奏得自由自在，如入無人之境，這演奏聽來像是聽馬勒的交響曲。
1989年12月25日，伯恩斯坦慶祝「柏林圍牆倒塌」在東柏林的音樂廳指揮五個國家（德國、美國、英國、法國與蘇聯）的混合管弦樂團演奏貝多芬的交響曲第9號。伯恩斯坦把歡樂頌的歌詞改一個字（把「歡樂」改為「自由」），向東柏林的市民宣佈他們已獲得自由。
1990年，他在札幌創設太平洋音樂節。伯恩斯坦不曾到過中國，因此他很想去中國一趟。如果去得成中國，他很想跟北京音樂院的年輕人做些有趣的事情，教他們一些東西。他與經理人克勞特商討結果，覺得率領管弦樂團去後，辦個像壇格塢的事情，不只伯恩斯坦教導學員，連管弦樂團的團員也能教導學員，那就更好。於是克勞特與各地的管弦樂團連繫，最後倫敦交響樂團的經理對這件事發生興趣。克勞特去了好多趟中國大陸，仔細計算所需經費後發現那要好多錢。於是他打電話給85年舉辦「走向和平之旅」時，聘請伯恩斯坦到廣島演奏的佐野光德。佐野光德常說希望邀請伯恩斯坦到日本，因此克勞特提案說，如果他願意出錢促成要在中國辦的事情，就請伯恩斯坦率領倫敦交響樂團在日本舉行演奏旅行。於是佐野光德與野村證券取得連繫，他們幾個人就頻頻在東京商談。
在札幌創辦太平洋音樂節
等所有條件都談妥後，克勞特赴中國大陸完成訂約手續。離開北京回東京那一天，在天安門發生學生們的抗爭運動。克勞特從北京回到東京，並與野村證券訂約時，他們都覺得中國學生的行動是民主化運動，是件好事情。這是 89年4月的事情。但是到了5月，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對學生開槍，於是倫敦交響樂團、五島綠、麥克爾•梯爾松•托馬斯、野村證券都說這一來就不能去中國了。
然而既有資助者，而伯恩斯坦與倫敦交響樂團，以及其他參與的人，都已經把 90年6月的時間空下來了，因此大家決定到羅馬商討對策。到羅馬的原因是89年6月，伯恩斯坦要到義大利指揮西西里的管弦樂團。在羅馬會談的早晨，克勞特想到乾脆就辦一次音樂節。參與的日本人都很贊成，因此當天早上大家都談得很起勁。這次計畫的一半是要在日本舉行的，因此大家決定音樂節也在日本舉辦。不過經理人克勞特覺得東京在6月的時候又熱又下雨，不適合舉辦音樂節。這時佐野光德想到札幌有新的藝術公園，也許可以舉辦一些有趣的事情，於是克勞特請佐野光德去札幌談談看。
由於伯恩斯坦在 89年7月要到壇格塢，因此大家決定下一次就在壇格塢聚會。他們在壇格塢商討如何舉辦教育節目，整體節目又如何安排等問題。克勞特把各種商討結論寫成報告書後，在9月到札幌看「藝術森林」，覺得這是舉辦音樂節很理想的場地。最後終於敲定90年6月在札幌舉開第一次太平洋音樂節。
後人繼承遺志 續辦音樂節
90年6月伯恩斯坦抱病參加。他在90年3月間得知得了肺癌，因為還沒有擴散，乃在4、5月間接受放射線治療。結果腫瘤縮小而不在進行，因而6月到札幌的事情就成行。放射線治療使伯恩斯坦的體力非常衰弱，但札幌的氣候良好，使他能維持活力。只是為了演奏會移到東京後，氣候變得多濕高溫，使他病情惡化，只好取消在音樂會上台，由麥克爾•梯爾松•托馬斯、大植英次、佐渡裕等人代理指揮。回到紐約休養後精神又好了，乃前往壇格塢。不過運氣不怎麼好，當年的壇格塢又濕又冷，伯恩斯坦的體力又給摧殘。他一直訴說呼吸共困難。主治醫師要他立刻戒菸。
進入 9月再檢查肺部，知道放射線治療的結果肺部已纖維化，而癌腫倒是已消失了。這是很罕見的病例，發生的可能性只有3、4%。9月9日，紐約的最高權威宣佈「這與得肺癌沒有兩樣」。這是進行性的肺氣腫，也就是說肺部已失去彈性了。也許可以活下去，但不可能指揮。醫師說，即使坐在椅子上也無法指揮。也許能再活10年，但也許只能再活10天，醫師說。伯恩斯坦只好宣佈從指揮工作退休。他想不能指揮就專心作曲。然而肺氣腫惡化得太快，肺部失去彈性而不能動的結果，心臟的負擔變大，最後心臟不勝負荷，成為他去世的原因（90年10月14日）。
他逝世時克勞特正好研擬太平洋音樂節第二年的計畫，他不知道以後究竟要怎麼辦，於是趕到札幌與當地的人們商量。他想，札幌的人們在第一年有興趣，第二年以後一定已興致缺缺。沒想到大家還是興致勃勃，都說「要繼續下去」。
90年年底，伯恩斯坦的追悼會在紐約的聖約翰教堂舉行。管弦樂團由在壇格塢、舒雷斯威希•賀爾舒坦、太平洋音樂節受教於伯恩斯坦的學生組成。紐約市長與札幌市長都來參加，札幌市長還宣稱「我們必定讓伯恩斯坦的名字永遠活在札幌市」。克勞特等有關人士聽到札幌市長這麼熱心，就決心把太平洋音樂節繼續辦下去，札幌市還成立組織委員會。
克勞特說，有一個信佛教的朋友說：「有金絲相交會的時間與地方」，太平洋音樂節真是如此，所有的事情進行得恰到好處。他覺得即使沒有他們規劃，事情還是會依照冥冥之中所定的程序自己進行。
太平洋音樂節現在已成為札幌市每年夏天的例行公事，並持續順利發展中。 |
